杭州刑事律师

　　“人生有几个50年?人生有几个19岁?”……

　　50年前，益阳沅江农民钟枚生被以集体偷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50年后，一直申诉的他，偶然间看到了25年前的无罪判决。

　　35岁的钟天安，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父亲钟枚生见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浑身发抖，十多分钟里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直流。

　　今年69岁的他，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

 

 

钟枚生拿着迟到25年的无罪判决书

　　● 对话动机

　　8月21日，钟枚生再次去沅江市法院，询问自己所提请国家赔偿的事宜。

　　钟枚生曾于1960年，因“集体偷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认为自己没罪，在此后的50多年里，不断提起申诉，一直未果。直到去年，钟枚生在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意外发现自己早在1985年，已被改判无罪。欣喜之余，他为自己多背负25年“劳改犯”的称呼而悲愤，遂向法院提请国家赔偿。

　　“我看到他每天不停地唉声叹气，这是他的心病。”钟枚生的小儿子钟天安说。钟天安是在2010年4月12日，陪父亲到沅江市法院查档案时，发现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书宣告钟枚生无罪。而在1960年，他因“集体盗粮罪”获刑10年。

　　钟枚生认为自己一辈子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他说自己好强，但很多事情，他都输在了这个身份上。“如果早点看到这个无罪判决书，也许我后半辈子就要换个样子了。至少不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已经69岁的钟枚生感慨道。

　　“50年没停止申诉”

　　新京报：去年4月发现自己的无罪判决书，为什么最近才递交申请赔偿?

　　钟枚生：当时就递交了，但法院一直没有回应，8月2日是去再次递交。

　　新京报：听说你从1960年入狱到现在，一直在申诉?

　　钟枚生：50年了，我没有停止申诉。从进监狱开始，我就开始写材料，但是一申诉就被批斗。到了1963年，一个分队长看了我的材料和档案，相信我是冤枉的，就支持我申诉，后来也没有结果。

　　新京报：出狱后还做过努力吗?

　　钟枚生：有啊，我找了平反办公室，他们让我等，一等就是几十年。后来我结婚了，有了6个儿女，他们要读书、结婚，操心的事情多，我的负担也很重，没有多余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又申诉了?

　　钟枚生：等我最小的儿子也结婚了，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可以再申诉了。而且有一件事情激到我了。2008年，我跟邻居争宅基地，已经争了好几十年，是历史问题，有一个镇里的干部过来调解，他说我是服刑人员，不该多事，我一下就恼火了，觉得这么多年人人欺负我，瞧不起我，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无罪。

　　“没盗粮，被判10年”

　　新京报：50年前，你们大队为什么说你偷粮?

　　钟枚生：1960年，我是大队里的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我们生产队长，姓冷，年底的一天，他让我和另一个社员转移几百斤粮食，堆到别的地方，后来公社就说我参加了“集体盗粮”。

　　新京报：你不知道当时的转移就是偷粮?

　　钟枚生：当时是队长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也不知道转移的粮食要干吗。

　　新京报：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说，你分得不多，且因生活困难，可不以犯罪论处。当时你到底分没分到粮?

　　钟枚生：我一颗粮食都没拿。和我一起运的人可以证明，但他们都怕被卷进来，现在去找，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作证。

　　新京报：“转移粮食”的事情怎么被发现的?

　　钟枚生：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饿的受不了，有45户社员利用送粮之机，盗粮1512斤。公社发现后，开始追查。

　　新京报：怎么会追查到你?

　　钟枚生：他们说我是保管员，必须负责，把我抓到公社食堂去审判，公社社长说我们家的成分是贫下中农，不好判，他们就把我父亲的成分改成了“地主”。

　　新京报：当时怎么判的?

　　钟枚生：当时认定那45户社员盗粮，是因为我盗粮的行为所引起，判我10年。

　　新京报：是这样吗?

　　钟枚生：当然不是。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都认定了，说那是生活困难时期群众自发性的盗粮。

　　新京报：当时审判，你没为自己辩护?

　　钟枚生：说过啊，但他们刑讯逼供，给我戴手铐，问我招不招，不招就把手铐紧一紧。

　　“不能背着骂名死”

　　新京报：听说在监狱里你收到了妻子的离婚协议书，什么心情?

　　钟枚生：没有什么感觉，她和我离婚是必然的。

　　新京报：心里是否会责怪她?

　　钟枚生：怪她有什么用?怪也是心里面，我在监狱里，就算怪又怎么发泄?没有办法。

　　新京报：后来你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钟枚生：那时感觉监狱里的生活比农村最苦的日子还苦。我做了7年木工，立过两次特等功，后来还立过不少大功小功，本来可以抵消刑期，但后来有人不同意，我还是坐满了牢，一共是10年零27天，数着日子过的。

　　新京报：出狱后，你怎么生活?

　　钟枚生：出狱时是1971年的正月十五，那时我妈已经去世，我和我爸抱在一起，哭了好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有了孩子，想好好过日子，但日子没法过了。人人都歧视我，欺负我。

　　新京报：怎么歧视你?

　　钟枚生：这些年走在路上，我一直感觉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这是个劳改犯。我做什么都被歧视，出狱以后搞副业，在河里打点鱼，住在河边的人就会看着我，我知道他们在想，我是劳改犯，要防着我进去他们家偷东西。

　　新京报：这种歧视是否可能是你自己多想了?

　　钟枚生：你不知道，村里一传十十传百，不好的事情一下都传开了，不光是对我，对我的家族也有影响，我有个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爸爸是地主，弟弟是劳改犯，升迁的事完了。

　　新京报：这样的事情让你很受打击?

　　钟枚生：不止这一件，事情太多了。年纪越大，我越觉得难受，我得弄清楚，不能背着骂名死了。

　　“我要求赔偿”

　　新京报：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证明自己无罪?

　　钟枚生：这些年所有能交材料的地方，从地方到中央，我都交了，法院，市人大，信访局，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还找了懂法律的人，帮我找一审判决书。

　　新京报：怎么找到再审判决书的?

　　钟枚生：直到我儿子去年陪我到沅江法院查档案，找到了一份1985年的刑事再审判决书，上边说对我宣告无罪，我才知道自己25年前就不是劳改犯了。

　　新京报：看到宣告你无罪的再审判决书时，你是什么感觉?

　　钟枚生：又喜又悲，50多年的事情一下全涌上来了。我19岁进了监狱，坐了10年牢，本来25年前就应该知道自己被判无罪了，人生有几个50年，几个19岁?当时我就拿着再审判决书，10多分钟没有说话，眼泪一直流。

　　新京报：判决书迟到25年，比坐牢更难受?

　　钟枚生：坐牢10年，我知道那就是10年。但为了证明清白，就不知道期限了，我一直在等，等的状态很难受。

　　新京报：当时没去问相关责任人，为什么25年前的判决书你们一直没有收到吗?

　　钟枚生：我很震惊，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就找法院，有一个副院长说，搞不清楚为什么没送到，当时不是他负责。不是他负责就不知道情况吗?以前的案子难道不会交接给下一任吗?

　　新京报：那你后来又做了哪些努力?

　　钟枚生：我找了好多地方，希望讨一个说法，但他们都踢皮球，转来转去。但我认为法院肯定是有责任的，应该给我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