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刑事律师

    刑诉法实施已数月，“三难”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刑事辩护的春天是否真的到来了？通过调查发现，律师在会见、阅卷、取证方面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会见权：整体有改观，但操作程序不统一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律师只要持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函，就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无需取得侦查机关的同意，且律师会见不受监听。

　　这项规定有利于突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各种障碍，有效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便于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

　　大多数律师认为，从整体上看，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律师会见整体上有所改观，会见过程中手续的办理、材料的提供都简化了很多，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均能及时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今年1月16日，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刑法研究会秘书长、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克滥接手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侦办的一起重大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在3天前刚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家属非常着急，委托律师尽快办理会见并了解情况。

　　当刘克滥到朝阳区看守所后，按照之前的会见流程，准备先到预审接待处递交会见手续，可刚一进接待大厅，就被保安明确告知：手续齐全的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交材料，不需要预审民警审批。刚一开始，他还没反应过来，略想后才明白修改后的刑诉法已在悄然发挥作用了。

　　之后不久，刘克滥又办理了一起发生在西城区的寻衅滋事案件。在西城区看守所的会见过程中，看守所接待民警也用同样的方式执行刑诉法的会见规定。

　　从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到现在，刘克滥有过几次会见经历，深切感受到北京公安机关贯彻实施刑诉法所带来的工作机制转变。

　　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会见难确实有所缓解，这是众多律师的感受，“过去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和办案机关人员陪同才能会见，现在不需要了。”

　　在问题得到缓解的同时，记者也注意到部分地区操作程序不统一，有些混乱。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旺荣曾就刑诉法的实施情况作过调研，他发现，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看守所对诸如委托人身份核实、聘请律师及时告知义务、会见律师人数等问题理解的不一致，人为制造律师会见障碍，从而影响会见权的落实。

　　李旺荣列举了浙江几个地方的做法：杭州市萧山区看守所、嘉兴市看守所要求授权委托书由犯罪嫌疑人亲笔签名;玉环县看守所要求被告人出具书面确认书;德清县公安局则要求查看委托人的户口簿、户籍地派出所证明或者户籍地基层组织证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要求律师先在办案大厅登记，48小时内听候安排，律师为了得到会见权要跑两趟。“这些做法于法无据，刑诉法并没有规定会见前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认。”李旺荣说。

　　阅卷权：较之前有很大进步，但仍有限制

　　阅卷是刑辩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刑诉法规定，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调查发现，在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阅卷难的问题，过去主要体现在办案机关不提供全部卷宗、不按规定提供便利条件等方面。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后，检察院、法院已基本按刑诉法的规定允许律师阅卷。律师在查阅案卷材料方面，较之前有很大进步，阅卷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但在具体操作时，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要求律师阅卷应提前预约，然后再在每星期固定的一两天内阅卷;有的限定阅卷方式，只允许复印，不允许拍照、摘抄等。

　　李旺荣觉得，对于阅卷时间的限定，不便于律师阅卷。特别是某些特殊案件审查起诉时间短，律师无法及时阅卷。“阅卷的时间不应限定，只要是在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均应允许，阅卷方式也不应当限定为复印。”

　　在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毛洪涛看来，目前，律师阅卷已没有阻力。相关司法解释对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方式均明确规定可以采用复印、拍照、扫描等方式，使律师办案更便捷。

　　他介绍，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专门设立了案件管理中心，及时受理律师提出的阅卷请求并与办案人沟通。“今年2月，我去青岛市李沧区法院阅取黄某涉嫌贪污的案卷时，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与山东律师相比，湖北和四川律师就没有这么幸运。“办案机关不让律师复印，只让摄制。这不人为增加了律师的工作成本和时间吗?”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柳平对此很生气。成都有一名律师在成都市检察院查阅案卷材料时，检察院只允许查阅、复制部分案卷材料。

　　取证权：多数比较顺利，但缺乏保障措施

　　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能中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律师调查取证的范围、方式等方面作了较大改动。

　　刑诉法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辩护律师经证人同意，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多数律师认为，刑诉法修改后，律师取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较顺利。

　　刘克滥目前正在办理一起寻衅滋事案，因案发时周围环境复杂，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说法出入很大，有必要寻找案发现场的证人。他在经多方打听询问后，终于找到了目击证人。可是，费尽了口舌，这名证人只同意写一份书面材料递交法院，拒绝出庭。无奈之下，刘克滥只好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同意了律师的请求，并积极与证人取得联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尽管此案还未开庭，但证人已答应出庭了。”刘克滥期待开庭时证人能如实陈述事实，使案件得到公正审判。

　　与刘克滥同样幸运的还有北京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洪芹。多年来，张洪芹一直办理刑事案件，今年3月，她接手了河北的一起诈骗案，“当事人认罪，我在收集量刑证据时，整个过程都比较顺利。”

　　也有律师认为，刑诉法虽然规定律师可以申请法院、检察院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但由于刑诉法仅仅是笼统赋予了律师这项权利，并没有具体措施予以保障和救济，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被限制或忽视。律师申请调查取证权能否得到实现，主要还取决于检察院、法院对相应证据的认定。柳平介绍说，律师向知情者取证，知情者可以拒绝，律师只能等到司法机关介入，才能通过司法机关向知情者取证，这样时间就耽误了。他呼吁尽早出台证据法，赋予律师有调查取证权。“目前，湖北正在探索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与律师协会三方共同建立一种律师刑事诉讼执业联动处理机制，为律师调查取证提供方便。”

　　众多律师认为，纵观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数月的情况，关键还在于执法人员的观念需要改变，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律修改得再好，也是一纸空文。法律只是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下一步还需执法部门作出相应的补充解释。同时，还应明确，如果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会见、阅卷和取证的，该如何处理等。